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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宗、国家主席、总统的三角习题

时间:2017-09-30  来源:端传媒  作者:记者 林怡廷 点击:

2015年9月22日,教宗方济各及习近平同日踏上美国的土地。

同样是历史性的访美行程,一个是12亿天主教徒爱戴的精神领袖,所到之处掀起旋风如摇滚巨星;一个则是13亿人口的国家主席,沿路的欢迎也夹带反对者抗议。和2014年方济各访韩,专机经过中国上空时相比,这是中梵领袖历史上最接近的距离。但最终,两人还是擦身而过。

早一日返国的教宗方济各,在回罗马的专机上向媒体强调,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,他希望有天能拜访中国。他也不厌其烦说出2013年就任以来的心愿:“在我看来,和中国这样文化悠久并有许多机会造福人类的伟大国家做朋友,会是一大喜悦。”

 

中梵领袖在美国土地上的错身意味深长。北京与梵蒂冈之间这个似近又远的距离,自1942年教廷与中华民国建交,1951年驻华使馆从南京迁到台北之后,缓步进退走了74年,经历五任教宗。

几十年的僵局,在2013年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仅隔一日接班后,仿佛有新的契机。3年来梵蒂冈频频递出橄榄枝,中方也都有善意回应,双方互动频繁,关系一年比一年升温,今年的种种迹象更令外界预测,中梵的历史性突破很快就要到来。

两岸关系变化 决定台梵断交时间表

梵蒂冈是义大利罗马的城中之国,国土面积只有0.44平方公里,比太平岛更小。它没有军队,也没有独立的工业,却是全世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行政中枢。教宗作为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,也是全球12亿天主教徒的精神及道德象征。梵蒂冈作为特殊的政治实体,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,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,也是最大的国家。

在中国和梵蒂冈走向正常关系之间,主教任命权、中国三自爱国教会、台海问题,是三个主要障碍。这三个问题,除了与台湾断交对教廷有无足轻重的道德问题,主教任命权和教会管辖权都牵涉到双方意识型态及权力基础的矛盾,是中梵六十几年来的双人舞不断进退回旋的主因。

北京的消息源对端传媒记者透露,相比前两个问题,台湾才是教宗抵不了彼岸大陆的主因——梵蒂冈是台湾目前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,也是相较其他中南美洲及非洲小国,唯一具有道德象征及国际影响力的国家。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消息源说,这一关键甚至不在于教廷是否要和台湾断交,而是北京评估一旦中梵建交会将台湾推得更远.必须针对台海关系的变化,来决定何时能让教廷和台湾断交。

2016年1月,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揭晓,民进党取代国民党,在国会、中央、地方完全执政。新总统蔡英文520就任后的台海局势,牵动着中台梵三角关系。台湾方面一贯低调回应,中梵则频频透过媒体释放消息,暗示今年会有重大突破。

亲近梵蒂冈的义大利媒体持续释出“梵蒂冈高层消息”,表示中梵建交指日可待。今年2月的中国新年前夕,教宗接受《Asia News》专访时,表达他对中国文明的崇敬及喜爱,被指为避开敏感的宗教自由问题,持续向北京发出热切呼唤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其后也回应,中国一直很真诚要促进中梵关系。

香港《南华早报》评价,教宗的“磕头外交”(Kowtow Diplomacy)是能够收到具体成效的高明作法。《Foreign Affaris》更预测,2016年9月,教宗要替德瑞莎修女封圣,这是宣布中梵建交的好机会——这位世人怀念的修女曾在若望保禄二世在任时,担任过非正式的中国特使。

5月2日,负责中国事务的教廷国务卿帕洛林(Pietro Parolin)枢机主教接受义大利媒体专访时表示,目前中梵正处在有意继续对话、一起寻找解答中国教会问题的正面阶段,“就我个人而言,我敢说前景可期。”但他也指出,“中梵关系有高低起伏,目前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。但希望发的芽能开花结果,这对中国本身和全世界都是好事。”

而后许多中方媒体纷纷报导,中梵即将建交。

据《文汇报》报导,中梵之间谈判了近4年的主教任命协议已基本达成,预料梵方应该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回应。目前双方在主教任命权的默契是,由各教区自选出一名主教人选,报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,再报国家宗教局备案,最后通过外交渠道通报梵方做最后同意,两方都无异议才会举行祝圣,中方不会强行祝圣。

520前,北京官方研究机构一位不愿具名的中梵专家向端传媒记者表示,这几年中梵对话一直都在进行,梵方也很主动善意,目前普遍舆情包含国际社会,中国地上地下教会和梵蒂冈都觉得中梵建交指日可待,“实际上却还没这么快。”

他透露,主教任命权在这几年已经有了默契,3年来双方皆无擅自祝圣主教.实际上北京按兵不动的症结,正是台海关系。

他认为对北京来说,中梵建交的实质政治红利不大,梵蒂冈之于北京的政治价值更在于打击台湾的手段。但考虑到梵蒂冈是台湾最重要的邦交国,“这个牌打出去就把台湾推出去了,对台海统一不利,本来可以左右两方取得最大利益,一旦建交会变成一个死棋……而北京要利用建交前获得最大谈判空间。一旦建交,中梵两方也就都要受到国际法的制约。”

 

 

但这位长期研究中梵关系的专家表示,目前确实是两国长久以来最接近的时刻,中梵建交很有可能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达成。“中梵关系和台海关系互为表里,北京要等蔡英文的520就职演说之后,才会定调。”

蔡英文只提九二会谈 中梵建交快了?

520答案揭晓。

在蔡英文亲自定稿,六千多字的就职演说中,“九二共识”和“一中原则”的北京版标准答案没有被填进空格中。4小时后,国台办回应这是一份“没有完成的答卷”。隔日,发言人马晓光表示,“九二共识”是两岸政治制度性对话的基础,一旦这个基础没有,将暂停两岸政治对话机制。

两岸局势将如何变化还有待观察,但2008年以来,国共交往的甜蜜年代已宣告结束。过去8年在“九二共识”的框架之下,两岸高度交流,外交休兵。北京一方面将台湾的外交空间框入“一中原则”中,一方面不挖墙脚替马政府保住22个邦交国。如今“九二共识”基础上附加的外交红利,随着北京宣称的“交流基础不在”,也宣告用尽。

520前对于外界所谓“中梵随时建交”还语带保留的北京学者,520后向记者表示,他对于建交非常乐观。他透露,蔡英文的520就职演说不提“九二共识”,只提了九二会谈,相当于默认台湾独立。接下来中国会采取主动姿态,中梵关系会变得更加高调,“中梵建交,快了。”

仿佛北京就在等这一刻。但台湾并非没有准备。

1月16日大选结束后,台湾政府涉外部门便已密切评估,蔡英文执政后雪崩式断交的可能性。梵蒂冈是最被关注的邦交国之一。而副总统陈建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,过去也因为抗SARS(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)和学术成就被教廷封了两个骑士头衔,与罗马教会的深厚渊源,被视为新政府维持台梵关系的重要角色。

据端传媒了解,从2013年3月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上任后,中梵在罗马及北京进行了4轮秘密对话。分别是2014年6月在罗马、2015年10月北京、今年1月罗马,而最近一轮对话则在5月初刚于北京举行完毕。北京消息人士透露,中梵在1月开始,第一次设立了联合工作小组,共同商讨相关事宜,作为未来建交的铺垫。

一位熟悉教廷事务的台湾资深外交官员向端传媒分析,这类工作小组类似梵蒂冈与越南的建交谈判机制,也意味着中梵间要将对话制度化,定期召开来处理彼此歧见,即是一般所熟知主教任命权、教导权,以及行政权等问题。

他以越南为例解释:梵越在双方高层互访后于2007年成立“朝向外交关系的越梵联合工作小组”,双方的接触谈判,由不定期转向定期的对话机制,但至今梵越还没建交。因此他判断,中梵对话的工作小组1月才设立,未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逐一解决。

据悉,中梵之间的对话机制有知会台湾。根据梵方说法,目前为止双方谈判事宜限于宗教事务,而不到政治事务。520前,台湾方面则评估台梵暂无立即断交可能。

但520后,局势如何变化很难预测。教廷驻华大使馆至截稿前,未有答覆端传媒关于教廷是否已准备在近日与台湾断交的问题。

长期研究中台梵关系,高雄文藻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梁洁芬修女则认为,与中国关系正常化,是若望保禄二世1987年和北京恢复对话以来,教廷的一贯政策,29年来中梵即将建交的传闻从没间断过。无论520后台梵是否马上断交,这是大势所趋,无法避免。

台湾“被断交”阴影不断

1942年梵蒂冈和中华民国政府建交,1946年将驻华大使馆设于南京。1949年,以无神论为意识型态的共产党政权在北平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,许多外籍神职人员、传教士被逐出中国,来到港澳及台湾。

国民政府迁台后,教廷一度继续观望,不想放弃发展了400年、教徒已有约300万的中国教区,直到1951年中共政权稳定,开始驱逐教会,教廷不得不离开中国,将大使馆迁到台北。台湾在冷战时期扮演重要角色。

1950年,中国一些神职人员以反抗殖民主义为名,发起自治、自养、自传的“三自爱国运动”,后来被中共挪用,建制一套独立于罗马教会的中国独立教会系统.以“一会一团”——“中国主教教爱国会”与“中国主教团”来控制天主教,并直接隶属国家宗教局管理,挑战罗马教会的圣统制。

台湾政治大学宗教所教授蔡彦仁认为,中国过去的政治传统,天子一直是政教合一的领袖。康熙皇帝曾因礼仪之争而对天主教态度趋冷,雍正、乾隆更明令禁教。而到了共产党政权,政治观还是承袭一贯的天朝心态,宗教从来都不能凌驾在政治之上。

到了60年代,文革等政治运动中,严酷的宗教压迫导致所有宗教信仰都被取缔,包括天主教会。许多忠诚于罗马教宗的教徒为信仰不惜被打压甚至殉道,也有许多教友转入地下秘密活动。受到官方认可的地上教会,有的在夹缝中求存,有的则和权力为伍,也埋下中国内部地上及地下教会分化的问题。

碍于数百万的教友和教会在中共控制之中,教廷与台北始终保持谨慎的关系。梵蒂冈一度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上,采取同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“两个中国政策”,但因两个中国皆不愿意而调整回来。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后,教廷将驻台北使节的级别从大使级改为临时代办,维持“一个中国”政策。

1979年,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,开始恢复“宗教信仰自由”政策,采取控制而非消灭的策略。当时接任教宗的若望保禄二世来自波兰,对共产极权国家有深刻体验,他一方面灵活地调整对中国教会的态度:给予忠于罗马的地下教会主教特权,让其“先祝圣,后呈报”,藉此保存天主教信仰的正统;但同时对于地上教会的诸多非法祝圣主教也较宽容,以延续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。另一方面,则以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为目标,1987年开始积极恢复对中谈判。

1999年左右,双方对于主教任命权已经大致取得共识,准备建交。当时教廷的国务卿苏达诺主教甚至对媒体表示,只要北京上午同意,教廷的驻华大使馆当天就可以从台北迁到北京。

从那时起,台湾就一直处于“被断交”的阴影中,但台湾天主教会也有心理准备。1998年被拔擢的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,在当时曾建议教廷不要轻易放弃台湾,可将台湾作为和北京谈判的筹码,以及协助发展中国教区的“桥梁教会角色”,台梵关系才又稍稍稳定下来。

2000年1月,北京在双方即将建交前,突然单方面祝圣主教,并且强迫合法主教参加祝圣仪式,让教廷极为不满。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一国庆日时,教廷为120名中国的殉道者封圣,亦严重触怒北京。中梵关系再次降至冰点。一位北京宗教学者分析,宗教事务是江泽民主政时代的弱项,对于法轮功过于严厉、中梵要建交了双方又交恶,这也成了江任内的两件败笔。

2005年若望保禄二世逝世,经过一番波折,时任的陈水扁总统夫妇赴梵参加丧礼,中方愤而不派使节出席。接着本笃十六世继任,继续谨慎与北京交流。

出身德国的本笃十六世是个神学家,重视教会法典在中国的恢复,是北京眼中的“基本教义派”。2007年,他针对中国教会发表一封长达50余页,翻译成多国文字的牧函,对于中国教区的特殊状况,提出详尽的原则性解释,让教友得以遵守,他特别希望中国地上地下教会不再分化,鼓励“共融”。

同年他还成立“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”,除了教廷国务院及传信部的官员,还邀请了港澳台的代办,枢机及主教们,修会神父及学者等30人左右参加,每年度召开,足见其对中国事务之重视。

虽说本笃十六世2007年的牧函措辞温和,但也为中梵谈判设下底线,被中方认为“过于基本教义”,“不了解中国国情”。

2004年到2008年期间的前台湾驻教廷大使杜筑生向端传媒回忆,2008年,时任教廷外交次长,也就是现任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主教曾向他表示,虽然媒体传言很多,事实上必须解决主教任命权问题,双方才可能从对话到谈判。但教廷却连和中国恢复对话都相当困难,建交还早。

中国政府与梵蒂冈在1987年恢复对话后,曾彼此妥协,如有中国神父知道自己将被祝圣,会私下先寻求梵蒂冈同意,但这个非正式安排在2010年被胡锦涛中断。当时北京施压8个梵蒂冈认可的合法主教,要求他们参加官方指定的非法主教祝圣典礼。中梵关系由此恶化,发展到2010年中断对话的程度。

北京官方的中梵学者认为,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都是欧洲人,对待中国属于冷战思维,态度多是批评,没有在对话中释放善意,关系很难改善。但这个情况,在2013年教宗方济各及习近平同时上任后,有了明显不同。

 

 

梵对中事务 杂音已难发出

面对中国,方济各不脱历任教宗一贯态度,但他意志更为坚定,身段更为柔软。

教宗方济各就任后,就给隔日亦正式接班的习近平发了贺文,习近平也善意回覆。首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方济各,作风平易近人被誉为“穷人的教宗”,教众寄望他可以改革积弊多时、丑闻缠身的教会。而上任后以反腐为旗帜,打压异己收束权力于一身的习近平,也被许多人投射中国梦。北京中梵专家认为,两人都是在权力使用上比较强势主导的领袖,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。

方济各的中国情怀承自他所属的耶稣会,这个在16世纪才成立的修会,有两位与中国深有渊源的传教士——沙勿略.方济各(St. Francis Xavier)与利玛窦(Matteo Ricci)。

沙勿略.方济各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,天主教会喻之为“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”。当年他热切的从西班牙出发到亚洲传教,足迹远到印度、马六甲及日本,一心想进中国却壮志未酬,于1552年病逝在广东外海的上川岛。圣方济各死的那年利玛窦出生,30年后的1583年,明朝万历年间,利玛窦成了第一个成功进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。

教宗方济各在今年2月接受Asia News专访时提到:“当我还是个男孩时,每当读到任何关于中国的事物,总会激起我的崇敬之意。之后我从利玛窦的一生看到,他实际上和我感受到一样的事:景仰。我看到他是如何进入这个伟大的文明,并且与它对话。”

方济各一上任,即任命教廷著名的知中派,帕洛林枢机主教为国务卿,负责对中谈判。

帕洛林枢机主教在本笃十六世时,就是对中事务的谈判代表,但后来被调任到委内瑞拉担任总主教,因此和当时的阿根廷总主教、现任的教宗方济各熟识。据北京消息源透露,北京对帕洛林一直印象很好,认为他广泛听取意见,化敌为友。

84岁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告诉端传媒,教宗方济各继任后,本笃时代的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,再也没有召开,委员会名存实亡。现在由帕洛林枢机主教主导的中梵秘密对话,已完全绕开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。

 

 

“教廷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站在我们这边。”陈日君枢机落寞地说。

他指的“我们”,是他心系一辈子,在中国地下地上教会的弟兄。他回忆,过往的中国事务会议上,虽然主导对中谈判的国务院和传信部官员都倾向和中国示好,但委员会成员多元,内部还是有许多辩论,然而现在的对中事务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上,“教会意见看来很一致,已经很少杂音”。

陈日君当然知道,自己就是这不合时宜的“杂音”之一。

他1932年出生上海,1948年到香港入慈幼会,1989年后曾在中国教书7年,1996年被若望保禄二世指定为香港助理主教。由于了解地上地下教会状况,在若望保禄二世时,被延揽为中国秘密会议的成员。2007年本笃十六世成立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,陈日君也在教廷的对中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,直到2013年本笃十六世离任为止。他亲身见证梵蒂冈近20年来对中事务的变化。

中国地下地上教会的问题相当复杂,无法简单化约成正邪善恶,但过去罗马一向较重视忠诚的地下教会.陈日君观察到,近年显著的趋势是,对中示好的教廷越来越边缘化地下教会,他担心这样下去,在中国境内因为信仰受到迫害的人士处境会更艰难。

今年4月,习近平召开多年来罕见高规格的“中央宗教工作会议”,再次强调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,要走“中国化路线”。

北京的中梵专家分析,“中国化”和天主教会一向强调的“本地化”不同。“本地化”指的是传教要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、入境随俗,而“中国化”,直白地理解,就是教会还是归共产党管,北京没有妥协的可能。

 

 

蔡彦仁观察,中国的宗教政策在1978之后有放松的大趋势,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“确实是很大的转变”,从这两年浙江省以“三改一拆”为由,大规模的拆十字架运动可看出全面收紧。他认为令习近平警觉的,可能正是90年代东欧共产国家倒台与工会及天主教的力量之间的关系,“组织是基督宗教的强项,而且是会员制的,紧密连结的,这也是为何共产政府特别防备的原因。”

但习的这番讲话没有引起梵蒂冈的紧张。消息源向端传媒透露,目前双方对主教任命权的默契是教宗保持了名义上的任命,但实际决策权还是中国政府说了算。正是这个默契,3年来双方皆无擅自祝圣主教,而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,双方同意下祝圣了安阳的助理主教。

“中梵之间是两个权威的冲突。”梁洁芬修女分析,“主教任命权、教导权、教会行政权,是一千多年以来罗马教会的权力基础,也是天主教之所以和基督教不同的核心原因,一旦弃守了,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。”

让渡权力的教会还是天主教会吗?许多天主教徒深信教宗不会在原则上让步,但回望历史,教廷为了保住元气,延续教会生命并非没有妥协过。无论是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的时代,或者在东欧的共产国家。

“现在的教宗来自南美洲,对共产党的认识没有这么深刻,”陈日君枢机表示,过去拉丁美洲的苦难来自于右翼军事政权的压迫,共产党是被政府迫害的弱势,但东欧和亚洲的共产党不同,“教会不能重蹈东方政策的覆辙。”

 

 

陈日君说的是60年代冷战正炽,教宗保禄六世为了改善与东欧共产政权的关系,采取的“东方政策”(Ostpolitik)。

这可追溯至1962年至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:“天主教向全世界开放,以对话代替对抗”。当时教廷与多个东欧共产政权协议,共商主教人选,并且停止批判人权问题。这个政策虽然是为了保留教会元气,但也因为妥协过多,对忠贞抵抗的教徒噤声,在道德上饱受批评。

而恢复梵二会议的“对话精神”,正是方济各上任后不断强调的。

杜筑生则认为,梵蒂冈并非一般世俗国家,不能用现实政治的逻辑来看待其国际关系。教宗希望和中国交往的出发点还是牧灵,台湾实质上也没办法左右中梵关系。“我在任时都跟教廷强调,我们乐见教廷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。只要大陆人民可以享受宗教自由,只要教廷不背弃原则。”

 

 

教廷从无断交纪录

然而中梵如果建交,台湾会如何?梁洁芬修女认为,转变未必不能承受。

“教廷在这十年就已经避免用‘断交’来定义台梵关系可能的转变,”梁洁芬修女强调,教廷不应该使用这样的话语,让自己落入道德的两难,毕竟教廷没有和任何国家断交的纪录。

如她一直所倡导的,她认为台梵关系应该尽可能从外交关系转为文化关系,将原本的低度官方交流,转变成文化、博物馆、科技、国家计划等高度文化社会交流。这样即便邦交关系不在,也能将对台湾的伤害降到最低。

“这3年的台梵关系比之前都好。”她认为,一方面这是教廷对于台梵关系“转变”所做的准备;另一方面,港澳回归的一国两制之下,台湾在中华教区更显得独立而珍贵,“桥梁教会的角色会更重。”

 

 

当外界的焦点都在中梵关系的回温时,教廷除了积极和中国破冰,也对台湾也采取平衡策略。刚结束了8年任期的前教廷驻华代办陆思道(Paul Russell),与刚卸任的前台湾驻教廷大使王豫元,一直积极推动深化台梵间实质关系。

2011年台梵签订《高等教育学位采认协定》,2013年前总统马英九夫妇前往梵蒂冈参加教宗方济各的就职大典,2014年教廷西斯汀教堂合唱团首度访华演出反应热烈。

2015年也是教廷高层官员来台最密切的一年,这年11月,教廷临时通知故宫,表示愿意出借礼仪圣器室从未对外展示过的圣器。在双方高度配合,以及台湾主教团的支援下,60组珍贵圣器运到台北,于今年2月到5月在故宫举办“天国的宝藏--教廷文物特展”,吸引了两百万参观人潮,其中不乏亚洲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组团前来朝圣。

1552年一心要进中国传教的圣方济各,他的圣髑与圣髑箱也在这一次特展中,来到了台湾。

圣教东传,是天主教从不放弃的心愿,对1951年被迫离开中国的梵蒂冈来说,台湾只是一个暂留的小岛,进不去大陆的桥梁。如同葬在广东外海上川岛的圣方济各。他终究要回去。终究会回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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